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如何深刻理解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邀請五位專家學者解讀，節選如下。

　　黃達遠(西安外國語大學絲綢之路與歐亞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河西走廊是探視中華文明連續性的一扇窗口”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不僅體現于中華文明數千年未曾斷裂的源流史，還體現于歷史中國和現代中國疆域空間內各地理文明的漫長互動史。

　　河西走廊作為具備地理和文明雙重意義的走廊，構成我們探視中華文明連續性的一扇窗口。

　　河西走廊在地理上連接了西域和關隴，連成一線的綠洲與半綠洲，為游牧民、農耕民和綠洲民創造了商品交換、文化交流的空間。

　　河西走廊農牧交錯特色的長期存在，說明了“農”“牧”兩大類文明交往行為在空間上的穩定性和時間上的連續性。中華文明發展史在河西走廊的在地化版本，是圍繞族群社會生活、經濟行為和生計方式展開的。從河西區域史的關鍵內容中也能看到跨越生態邊界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連續性。

　　蔣彬(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中華文明發展史就是一部創新史”

　　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創新、重視創新、實踐創新，可以說，中華文明發展史就是一部創新史。

　　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項發明和發現中，中國占173項，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

　　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哲學家培根在《新工具》中說，“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仿佛無過于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湖南湘西里耶秦簡中有著距今兩千多年前的乘法口訣表。(中新社記者 張遠 攝)

　　英國學者李約瑟組織編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詳細介紹和討論了古代和中世紀中國非凡的發明創造能力和對自然的洞察力，以及中國的多個“世界第一”。美國著名科技史學者羅伯特·K·G·坦普爾撰寫的《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中，介紹了中國的一百個“世界第一”，并在序言寫道，“中國人和西方人一樣都會驚訝地看到，近代農業、近代航運、近代石油工業、近代天文臺、近代音樂，還有十進制數學、紙幣、雨傘、釣魚竿上的繞線輪、獨輪車、多級火箭、槍炮、水下魚雷、毒氣、降落傘、熱氣球、載人飛行、白蘭地、威士忌、象棋、印刷術，甚至蒸汽機的基本結構，全部源于中國?！?/p>

　　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在天文歷法、數學、農學、醫學、地理學等眾多科技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很多在當時的世界處于領先水平。

　　這些中國古代科技發明和創新的成就與輝煌，離不開創新文化氛圍的支撐。中華民族歷來具有創新基因，古代經史子集中關于創新的名言名句不可勝數?！对娊洝分杏小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周易》中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禮記》中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均強調創新。

　　在創新文化氛圍的影響下，中國古代歷史上涌現出許多科學巨匠。例如：東漢時期發明渾天儀的天文學家張衡；南北朝時期研究歷法和圓周率的數學泰斗祖沖之；唐朝時期寫出《千金方》的藥王孫思邈；宋朝時期集前代科學成就之大成，在數學、天文、地理等眾多學科領域都有很深造詣和杰出成就的沈括；元朝時期在天文、歷法、水利、數學等學科領域成就卓越，制訂出《授時歷》的郭守敬；明朝時期介紹和吸收17世紀歐洲科學技術、中西會通的徐光啟；清朝時期創立割圓九法、發現卡塔蘭數，在天文學、地理測繪學和數學等學科領域均作出重大貢獻的蒙古族科學家明安圖，等等。

　　▲1955年發行的《中國古代科學家(第一組)》郵票，包括天文學家張衡、數學家祖沖之、天文學家僧一行及醫學與藥物學家李時珍。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創造了厚重多彩、延綿至今的中華文明。創新精神活躍于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體現在中華文明從思想到器物、從制度到文化、從藝術到科技的各個方面?？梢哉f，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是與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分不開的。

　　陳進國(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涉及現實中國的精神性問題”

　　當我們討論中華文明的歷史性傳承和創造性發展的根本問題時，必須高度重視中華文化生命中的“根和種子”，其中一大思想共識，就是“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

　　在討論早期中國的起源及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的問題上，考古學界有諸多理論貢獻。蘇秉琦先生指出，早期中國存在一個“滿天星斗”格局。后來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匯集中原，形成了最初的“中國”。

　　統一的秦漢王朝最終促成了從“共識的中國”“理想的中國”到“現實的中國”之“多元一統”格局的形成。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不僅涉及文明中國的政治理想，也涉及現實中國的精神性問題。我們必須以長時段的眼光和原生性的大視角，來省思中華文明的廣泛共享的文化傳統和普遍意義上的觀念、信仰、思想世界，來反觀中國各個地域社會之綿綿相續的整體性的觀念系譜和統一性的文化取向。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討論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問題，不能不涉及中國史學中的“正統論”。無論哪一種正統論，都蘊含著一種具有道德(德氣)評判意味的“天命”觀念，只有“奉天承運”，行“王道政治”，才能“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

　　正統論成古代士人討論中國何以中國的精神性議題。中華文明統一性不斷深化的進程中，關于族群的認識也更趨先進。主流的華夷界限指文化而非種族。立足于處理人道與天道的精神關系和人文秩序的“禮義文明”，是界定“何以中國”的文化準則之一。

　　饒宗頤先生總結稱：“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持此論者，皆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態度?！闭y論構造了一個精美的意識形態結構和文明化的漩渦，具有精神性的吸引力，并讓“中國性”成為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堅實基礎。

　　正統論中蘊涵的對中華文明統一性和“中國性”的強調，對于我們深刻理解顧頡剛所論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深刻理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大有助益。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兼具“文明中國”和“統一中國”的現實中國，才是真正具有“正統性”的中國實體性存在。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基因，更需要我們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堅持那種兼具統合天道與人道關系的“中國性”。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文明體，首先是一個“精神性”的概念，而后才是“政治性”的范疇。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體，只有融入世界性的文明體系中，才能有效提供具有中國性基因的文明方案。

　　王建新(蘭州大學教授)：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成就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樹大根深，成就中華文化含弘光大、自成一格。包容是一種文明的氣度，也是面向未來的姿態。在洶涌澎湃的人類歷史中，沒有包容的勇氣和智慧，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從未斷絕的奇跡就不可能實現。

　　▲中華文明開放包容，中華文脈綿延繁盛，在新時代愈加煥發蓬勃生機與活力。圖為杭州第19屆亞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場景。(圖片來源：中新網)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

　　中華民族各群體適應不同區域內的自然環境，世代疊加，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類型。民族學、人類學的民族走廊理論說明，各民族群體持續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型民俗文化。各群體在努力獲取外部資源、促進自身社會發展的同時，逐漸形成相互依賴的兄弟情誼?；ネㄓ袩o、競爭發展的歷史經驗，使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不斷增強。

　　中華民族各群體間跨區域婚姻、經貿往來形成的血緣和通商關系，又深化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王昭君北嫁匈奴、文成公主遠嫁吐蕃、香妃來自西域等姻緣佳話，強化了中原與周邊民族群體血脈相連。西北走廊的玉石古道、藏彝走廊的茶馬古道、南嶺走廊的香料古道，游牧部落與農耕民族的互惠貿易，展示了中華民族各群體間存在一個相互依存的經濟聯系。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宗教史學研究表明，中華民族各群體的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文化傳統，都是由一個或幾個制度化宗教(包括外來制度化宗教)與地方性民俗在歷史上疊加形成的宗教文化復合體。西漢時期，佛教越過帕米爾高原從印度傳入中國；東漢時期，道教在四川盆地形成，傳入中原后再由蜀道、楚道及吳道等走廊通道傳入南方。隋唐以后，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域外宗教接踵而來，與地方性民俗交融，形成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

　　這都說明，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也為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發展鑄就了實踐路徑。

　　面向未來，我們要秉持開放包容，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融通中外、貫通古今，促進新文化形態的創造，進一步豐富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

　　何星亮(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中華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

　　中華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中華文明是崇尚和平的文明?！昂推健笔侵袊说暮诵睦砟钪?，它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上下五千年，“和平”理念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存在于歷史上各個時期，傳布于社會各階層，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各種關系之中，表現在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文化和習俗各領域之內。

　　“和平”在古文獻中涵義甚廣，可分為五類。一是政治領域的“和平”，即政局安定、天下太平之意。二是社會領域的“和平”，即人人和睦相處、社會和諧之意。三是個人領域的“和平”，即人的性格平和、陰陽平衡之意。四是藝術領域的“和平”，即音樂平和、舒緩心靈之意。五是自然領域的“和平”，即自然界陰陽平衡、萬物和諧之意。上述五個領域的“和平”，雖然意義不完全相同，但相互關聯、密不可分。

　　“和平”淵源于“和”?！昂汀钡淖畛跻饬x源于陰陽觀念，意為陰陽和諧平衡。先秦陰陽學說認為，陰陽兩個基本元素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兩者的均衡和諧統一是自然界萬物運行的基本法則。

　　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均以“和平”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核心理念，無論統治階層、知識階層、平民階層，均以“和平”“太平”作為追求的最高目標之一。

　　中國古代統治者均以“天下太平”“太平盛世”“國泰民安”作為治國理政的最高目標?！妒酚洝贩Q秦始皇“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漢書》記述漢宣帝時“天下和平”，漢成帝時“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不少古代帝王以“和平”“太平”為年號。如漢桓帝第二個年號為“和平”；北魏文成帝第四個年號為“和平”。

　　古代知識精英以“為萬世開太平”作為人生最高的政治目標，以建立“大同”社會作為主要的政治追求。北宋理學家張載認為，知識分子應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抖Y記 禮運》描繪了“大同”社會的美好圖景，一派和平景象，即天下為公的社會制度、選賢與能的管理體制、講信修睦的人際關系、人得其所的社會保障、人人為公的社會道德、各盡其力的勞動態度。

　　歷史上的平民階層更加渴求和平、珍惜和平。古代中國以農立國，對于從事農業的平民階層而言，“安居樂業”無疑是最為理想的社會環境。反映了廣大底層民眾的心聲。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與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密不可分。

　　“天下大同、協和萬邦”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對人類社會的美好憧憬?！按笸备拍畛鲎浴抖Y記 禮運》，近代這一思想得到較大發展?？涤袨榈摹洞笸瑫?，為未來的大同社會構想了藍圖。孫中山一生都在追求“大同”，他既主張將來實現“中國大同”，也主張“將使世界漸趨于大同”，亦即實現“世界大同”?！皡f和萬邦”是古代關于妥善處理族群和國家關系的重要理念?！渡袝?堯典》提出“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主張人民和睦相處，國家友好往來。

　　“化干戈為玉帛”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的文化基因?！案伞薄案辍笔怯糜诜烙瓦M攻的兩種武器，象征戰爭或武力沖突?！坝瘛薄安敝赣衿骱褪?，“化干戈為玉帛”意思是消除仇怨，變戰爭為和平，變沖突為友好，盡最大力量推進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和睦和諧。數千年來，“化干戈為玉帛”理念一直是處理內外關系的重要準則。通過“化”，可以化解國內的各種矛盾，也能化解不同國家之間的沖突，實現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而不同”等理念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文化淵源?！昂汀迸c“同”，是中國古代的哲學范疇。和同之辨最早發生在春秋時期?！秶Z 鄭語》記載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說過的一段話“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币馑际钦f，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產生新事物，所以“和實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復相加，那就還是原來事物，不可能產生新事物，所以“同則不繼”。史伯關于“和”與“同”的思想，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基本原理，也闡釋了不同文明的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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